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人是如此迷恋于为历史下定义。

——席勒

许知远青年时的作品读起来多少有点带着李敖年轻时的那种理想主义味道。这种味道让我这自诩多少带有些理想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振奋不已,感觉发觉到了世界的真相,找到了志同道合之人。但在这思想的盛宴后,我发觉在我身上沉淀下来的却只有对理想的狂热的幻想,互相矛盾的思想,以及面对现实的一种无所适从。所以,我决定将我读到的东西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许知远对他与他的那个时代的定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义,思考时代的重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更为宽广与缓慢的河流。”(135)

年轻正是天堂

希腊人对于生命的理解不是活着,而是活力。这种活力在许知远笔下的时代里,在当前的时代里都在不断地消失。

也许可以从许知远的这本书本身开始谈起。在这本书诞生十年之后,许知远自嘲道,“如果这本书赢得一些读者,一定与自我挣扎有关。”(9)平心而论,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不太适合绝大部分人阅读的,虽然这么说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但事实如此。其中的理想主义气质,在现实主义的面前多少就是些不知深浅的虚妄;其中的引用、用词多少看起来略显矫揉造作。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倘若我们认定人类的智慧现在应该停滞,不再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情况理应相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也许这也是许知远的初衷吧。

回到青春的活力上,这也许是本书给我这个年轻人最大的启发。从许的《十三邀》开始,未知的文化世界在我面前多了些迷人的美丽,我也开始幻想起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从古老的文明之中”窃取”它们最杰出的秘密,并把“这些秘密和光辉与周围的人群共同分享”。(12)就像许所说的,我想成为一个“游走在思想的山峰与现实的平地之间的人,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2)

但看到这本书时,我看到并且拷问出了自己的不坦率以及一些虚伪。我有着所谓的高贵的理想,忧国忧民,关心世界,渴望未来个人的发展,但在现实面前却无动于衷,以一种自己瞧不起的平凡的方式度过这每一天。我从未了解到,在台湾,九十年代,已经有这么一位年轻人,开始在文章中表达“他的愤怒,他的欲望,他的痛苦,和身处困境中却毫不动摇的勇敢”。(13)他以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向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宣战,大喊道”老年人该放下棒子了,该轮到我们登场了”, “文明即梅毒”。(14)正如许知远所说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迷人的呢,李敖确实像是”黑暗中短暂却刺眼的微光“。(14)

这直接激发了我对青春的颜色的追求。萧伯纳说:“如果年轻时不是左派,那么40岁时肯定是个保守分子。”在青春的时候,也许是最有可能把理想实现的时候。在疯狂之中,在迷茫之中,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极度乐观的想法;我们有对未来无尽的想象、有着消解不去的热情,有着的对自由的追求。也许这种青春,才是一种值得过的青春。

为什么忧伤呢? 许知远通过史努比来阐明了这种忧伤。“它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 坚持尊严、 不安现状、 耽于幻想、 英雄主义理想——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 文学作品描绘的主题, 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 ... 一条小狗耽于幻想,因为幻想而碰壁,于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层永不消失的忧伤气质。幻想与忧伤,这两种气质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如此的稀罕与动人。” (17-18)先不论忧伤是否稀罕与动人,这种忧伤在我这里却是一种宝贵的东西,一种值得被珍藏的东西。这种忧伤是一种对冲的产物,是理想与现实碰撞的结晶。它时刻在警醒着一群理想者们,使命还没有结束,时代还有许多东西并没有被处理。这种忧伤在理想者的眼里也许就是一种稀罕与动人的东西。也许可以仿照马尔克斯说的,一个接受过知识分子训练出来的头脑能够一眼就认出另一个接受过知识分子训练出来的头脑。忧伤可能就是知识分子之间互相辨别的手段吧。

静谧的激情。歌德曾经说到,“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尽管在互联网的帮助之下,后浪们似乎拥有了前浪们想都无法想象的自由、快乐,但这种突如其来的、无法控制的快乐会让无数年轻的灵魂失去其复杂性,变得干瘪。在这种快娱乐的时代,“我们失去了让自己静谧的能力。 我们必须不断让自己置身于吵闹声中”,依附于所谓的集体,并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获得所谓的安全感;“这让我们身上有了太多的兴奋带,所以,我们最终丧失了激情,精神的激情的可能。” (141-142)“我们可能是快乐的, 但这种快乐可能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142)所以,正如许知远所说,“幸福需要一种心灵的力量, 它让你如此专注于你的兴趣, 它可能是爱情, 可能是理想, 甚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于是, 在这个时代, 我们最终沦为浮士德。 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知识与技能, 却唯独没有了灵魂。 所以, 我们的身体虽然丰满, 却没有脊梁来支撑。”(142)

集体与个人。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恰恰是后现代社会的奇怪之处,我们的祖先在很多年前把我们从集体中解放了出来,传播了追求个体独特性、自由意志以及与集体对抗的思想。但是,在后现代的我们,却在这种与群体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发现群体的重要性,从而陷入了一种价值对撞的漩涡:我们渴望独立,却又不想孤独;我们渴望自由,却又思念集体。至于到底是个人,还是集体我不确定,但我相信如果年轻的时候还不追逐自由,不畅想那些在阳光下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那么年老了也许我们会变成文艺复新前的人。

文明:媒体社会与互联网

他当时是活着的现在是死了
我们曾经是活着的现在也快要死了

—T.S.艾略特

每个时代都不缺乏像王朔这样的人,在嘲讽着 “崇高、精神、梵高、莫扎特……”的精神。兴许在八十年代,这种东西流于了世俗,过度谄媚了,所以有着批判的意义。(21)但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是, “旧的信仰已经被摧毁, 而新的信仰还未形成。 一种畸形的物质主义成了暂时的替代品。 这种没有游戏规则的拜物主义, 让我们的精神陷入空前的苍白之中。 我们藐视人类社会基本的精神准则: 同情、 爱、 公正、 善良……”(21)我们就像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描述的一般,陷入了文明的荒原。

诗人等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已经失语了。现在,我们从来不会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诗人,知识分子,而是商人、程序员、金融投资者……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近被过度的物化了。从最近层出不穷的拼多多事件、美团饿了吗外卖员事件到最近某明星代孕、抛弃孩子,商品化已经开始压抑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摧毁着文明中流传下来的普世价值以及人文主义精神。

说回互联网。对于媒体社会的批判近些年来是越来越多,但不管批判的多么强烈,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种赫胥黎所预言的“美丽新世界”已经在当代有了个雏形。 快速的互联网信息时时刻刻激发着人们的兴奋点,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快乐——一种掌握一切信息、掌握世界的快。这种新技术就像上帝一样,照耀着我们,给我们迅速带来各种实用主义的快乐。但是上文所说的,在这种技术之下,最终等待我们的,却是我们最终被技术本身所异化,失掉人类最重要的特征。这也难怪,伯纳德·马克斯,《美丽新世界》的主人公,说“但是, 我喜欢不舒适的生活。 我要上帝, 我需要诗歌, 我需要真实的危险, 我要自由, 我要变老、 变丑, 甚至变得性无能的权利, 我要犯罪, 我要痛苦、 忧虑……”(139)

我们的思想正在因为新技术陷入空前的贫瘠之中。九十九年前,艾略特观察到一战之后,西方弥漫的精神的荒芜,所以他写下了著名的《荒原》,引用《圣经》与各种神话,企图唤醒人们对欧洲文化的追求。(23)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因为在那一首首不朽的长诗中,从一个个流传的神话中,从一段段永恒的历史中,我们能够重新赋予生活新的意义,拯救我们当代精神的空虚。

隐私的窥探。几周之前,我开始记下了思考许久的问题: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交流的这么多,却仍然感到非常孤独呢?我将其与失落感所联系起来:这种失落感来自于人们与别人的交流,当了解了越来越多别人的生活,我们愈感自己生活的不如意以及空虚。而就是这种空虚让人们在这种社交性的活动后反而变得更加孤独与难受。

许站在了“偷窥”的角度给我了一种完善这种初步的想法的渠道:“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尽管每一项技术的发明都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但是在这种延伸过程中,人类反而感觉到更深的沮丧感。啊哈, 由于科技发明所推动的文明令我们沮丧, 所以我们需要偷窥这样的新鲜刺激, 接着这种变态的好奇心被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扩大, 而这种扩大又带来了更多的沮丧。 这是人类自身的悖论。”(37)

交流也是同样的一个闭环。当我们与别人交流之后,我们愈感自己生活的不如意以及空虚。这种空虚让人们在这种社交性的活动后反而变得更加孤独与难受,从而更加渴望进行交流。如此往复,人类好不容易解放的个人性有了一种萎缩的态势,集体性似乎又要进行一场复辟。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流就是一件坏事,相反正是因为交流,人类文明才有了繁荣的基础。这一切都说明交流需要一种所谓的正确态度,但这究竟是什么,我还在寻找答案。

消失的爱情

在20世纪各项伟大的起义中, 爱情缺席了……

——奥可塔维奥·帕斯

爱情兴许也是这个时代被物化程度最高的东西之一。当代的爱情已经变成了功利主义的爱情。人们关注对象的身高, 收入,家庭状况、房子,物质生活的一切,除了爱情本身。

这种现象最直观的展现在了对男性的物化上。“在现代社会,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他们必须追逐金钱、权力、肌肉与勃起的时间长度……一切都具有具体而理性的数字衡量标准。”(25)这种基于数字的实用主义的兴起恰恰就是男性被物化的直观的表现。

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按照约翰·赫伊津哈的观点,“将爱情形式化,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是随着生活的愈益严酷而愈益迫切的需要。爱情必须被提升到仪式的高度,充沛而暴烈的激情需要这一点。”(29)这种爱情是非功利性的,它不是为了迅速获得性的满足,也非通往财富与权利的手段,它更看重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和优雅的形式主义。

上代人

Each generation imagines itself to be more intelligent than the one that went before it, and wiser than the one that comes after it.

——George Orwell

勾勒一代人对于许来说始终是“诱惑人心的”,不管是对于以前的他还是现在。作为一个生于70年代,向往80年代的人,许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两个年代作为了其勾勒地对象。

生于70年代。70年代的年轻人“像60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对父辈进行无情唾弃一样。70年代人选择了60年代人作为攻击的对象。他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27)

但是这种豪情壮志在许的眼里是十分虚弱的。“他们是自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几十年间,具有过渡意义的一代。在他们之前,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淹没于集体之中,封闭的环境掩盖了世界正在进行的变革,他们生活于集体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给个人或者带来深刻,或者带来变态;在他们之后,青春完全进入了世界消费体系之中,技术弥合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尽情地遗忘历史,而生活于未来。”(27)

一个时代是复杂的,尽管大体上70年代可以被看作没有定位的、模糊的、充满过渡色彩的的一代,但其本身内部也具有非常高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至1974年之间,70年代人有着类似的成长,更相像于60年代人,被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气质所包围着。而1974至1978年之间,变裂已经出现,出生于这四年间的人,或许是真正的个体精神觉醒的一代,他们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在高中时触摸到信息技术的最初萌芽。而1978 年之后,几乎已经完全融入了消费时代之中。”(27)

所以,70年代的人并没有那么高的相同之处。他们缺乏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将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甚至互相瞧不起对方,他们在时代之中起到的更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80年代的神往与批判。80年代,是知识分子辈出的一个年代,是自由的气氛在大学校园里蓬勃发展的时代,是一种文化热在中国兴起的年代。“对于诗歌的热爱、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理想的执著、对于世界的广泛热情、对于爱情与酒的激情……”这些提炼出来的80年代精髓让许神往不已。(52)但在许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他隐隐察觉到了这种文化热背后所出现的滥情的现象。卡夫卡曾经评价狄更斯的一句话“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就揭示了八十年代滥情的背后人们心灵的空虚。

那是一个诗人兴起的时代,但是在这诗文化繁荣的背后,却是人们的自怜与爱情, 或者渴望成名。(许我所否定的只是, 这些当年的沉浸于自怜、爱情、名利的青年在多年之后依旧沉溺于此的状态。 )在这种激情泛滥的背后,被压抑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神,这种压抑是危险的,会让人们陷入暂时的晕眩状态之中,放弃了思考。

许将这种滥情的现象归功于对于时代的不适应:“在他们成长的历程中,除了几百年前的只言片语外,他们对于现代西方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而文人式的情怀,让他们对于现代技术与商业规则心生厌恶。那么, 在这个全球化与互联网成为主宰的时候,当他们真正与世界体系进行接轨时,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所以,他们高举着“怀旧”乃至“人文精神”这样的旗帜。”(54)这并不是说人文精神本身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将人文精神片面地与守旧的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也许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应该是在时代的背景下发挥出一个人的独特性。

即使如此,80年代的守旧,守护的也不是传统的文人雅士文化。“80年代与其一脉相传的中国文人式情感与博大的情感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绝对的以个人喜好为中心的,它带有强烈的褊狭色彩;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悲悯情怀,它覆盖着更广阔的范围。”(54)

这一部分内容,也许是我发表个人见解最少的一章。了解到许之前,我是一个自认为多少是个有些历史感的人;但了解到许之后,我发现自己对于周围、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都知之甚少。作为一个想“担起时代的变革的重负”的人,我并不能仅仅把这句话当成一个口号。在我的生命中也“应该有一条更为宽广与缓慢的河流,它的源头联结着历史的深处,缓缓地穿越我的一生,并流向下一个年代。这条河流中蕴含着人类一些永恒的情感。”(135)

重建象牙塔:教育

自由的文化。许的拖鞋在《十三邀》中非常抢镜,也往往是各种网友所批判的一点,认为他不讲礼仪,不注意打点。 但在许的意识里,这恰恰是一种高度自由的标志。他认为拖鞋这种东西,只能在澡堂和大学里穿,并且将这种精神与大学文化联系起来,把他作为某种自由的象征:“浴室是人类可以最本质地暴露自己的场所, 在这里你无需掩饰, 赤条条地面对世界, 它也让你感受到一种没有束缚的放松。 那么大学校园呢? 这里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无限自由, 而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当然带来了肉体上的放松。 热爱自由的希腊学者的装束是肥大的长袍, 而这种装束在最初的巴黎大学、 牛津大学同样盛行。 在这些古老大学的历史上, 学生都曾经是一个无比放肆的团体。 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肆无忌惮地诋毁宗教传统, 更会在私人作风上酗酒并狂热地迷恋女人。”(78)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穿拖鞋的原因呢,他希望在《十三邀》这个节目里追逐并且传递一些精神的自由。

大学与社会。教育与社会从来就不是完美结合的关系,按照许的话来说,教育应该把目光放得远大些,“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159)

而中国的大学,却朝着适应社会即使需求的方向快速前进。在经济需要快速发展的要求之下,大学就像是变成了一个个生产工人的工厂。它们“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他们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对于社会缺少明显的责任感。”(161)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科技大学校务主任汤洪高说,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王金华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在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合集上,相比较于西方著名大学校长的发言, 中国大学校长的讲话对我们的大学理想有了一个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学毫无原则地适应社会。”(162)

在这种无条件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号召下,我们见证了当今人文学科极大的萎缩。当一个社会会因为一个学生进入北大是学考古而在网上进行争吵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文学科一定是出现问题了。再联想到八十年代末期诗人集体自杀的现象以及当代人文学者的失语,不禁让人感慨当代大学教育的畸形。不过,很幸运,如今在B站等各种年轻人使用的平台,我看到了各种人文对话的兴起,希望这是一种经济繁荣之下,文化复兴的一种趋势。

大学的精神气质。在我以及许的想法里,“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 它可以表现在: 1.对伟大的文明传统的继承; 2.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 3.对个人品质的完善。 这种理想使得大学成为激动人心的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游荡的场所。 正如纽曼所说: ‘大学不是诗人的圣地, 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 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 那么, 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167)正是因为这种理想的支持, 大学具备了一种孤芳自赏式的独立风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就可以用来引导社会继续发展、进步。

除此之外,大学的精神气质还体现在师生的互动上。许对学生会这种东西的点评就一针到血:“根据西方大学的演进历史,学生会的存在是为了在教师与校方之间, 争取学生的权益,它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但是,显然中国大学的学生会普遍是学校的附庸,他们无条件地传达校方的意见。在某大学进行的一次学生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学生对学生会感到陌生。”(174)除此之外,高高在上的讲台也是非常恐怖的。普遍的在许多中小学,老师所站的讲台就是会比学生高出一截,以渲染出老师的一种威严感。但这种威严感恰恰是不利于学术讨论与交流的。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学生的叛逆,需要敢于挑战老师、学校的精神,因为只有在这些精神之下,学生们才“敢于提出与当代不同意见的话”, 才能以一种理想、非功利、非幼稚化的精神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172)

这些“离经叛道”的精神也体现在了许记忆里的北大的嘘声里。“嘘声成了捍卫北大学子心灵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保证他们拒绝灌输而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的权利”,这种“嘘声的强弱成了检验讲演者水准的尺度。”(99)但在后来,当许“聆听了一年嘘声之后, 校方开始大面积地利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生传统。 在演出或者讲演的过程中, 发出嘘声的同学被记以行政处分。 在1995年的新生汇演中, 身着蓝衣的校警在大讲堂内如临大敌, 他们到处寻找嘘声的源头。 这场游戏最终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100)尽管对于这种嘘声有着“原则的宽容与没有理性的自由”两派之间的争执,但是这种嘘声已经能够大体反应当时北大的一种自由的精神气质。

从豆瓣用户“学姐”那里总结一下,一个理想的大学精神究竟应该包含什么:

大学应该传授知识,但是是富有想象的传授;
大学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让理想狂热的喷发的地方;
大学应该教会人能够独立于世界;
大学应该能让人的思想获得重生;
大学可以和政治有关,但不能够被政治束缚;
大学应该是一个有大师的地方,大师可以是一个睿智慈祥的长者,也可以是有着古怪秉性的老头;
大学应该是一个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的地方;
大学应该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老师甚至可以和学生一起喝酒骂人,但前提是老师在清醒时是有思想的,而不只是一个酒精爱好者。

--豆瓣用户“学姐”

再引用豆瓣用户“下落不明”的书评来总结一下中国的大学气氛:

浮躁与功利。在许眼中,“浮躁”和“功利”是这本书呈现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精神现状。但许知远所给的原因,在我看来却是个“半真半假”的伪问题。他在书中说:“随着‘.COM’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资本的压制,市场诱惑人们不断的适应市场,以获得现实的,物质的利益。”显然,他把“功利”、“浮躁”的原因归结给了“时代”和“市场”。
那么,当下中国社会“浮躁”和“功利”的原因何在?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会发现,真正的归因不是“市场无形的手”驱使人们“功利”,而是权力“有形的脚”插足到文化、思想领域。肆意的权力,一方面渗入大学,压制学生思维,管理学生思想。另一方面,又放任所谓的市场元素进入大学,使学术不再纯洁,沾染了金钱的铜臭味。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各司其职,各守一方的。任何一方面越界干涉,都会导致社会的畸形,变态。自秦始皇至今,中国就是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极权社会,权力操纵着任何现成的武器维护着自己的统治,成了一切极权体制的通则。中国的教育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强权干涉到教育领域,才出现了种种乱象。

具体的说,由于当局对异己思想的压制,一方面,因为忌惮权力,民众一遇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往往只能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有大学生以“讨厌政治”为时髦;另一方面,由于娱乐市场的相对宽松,又为趋利避害的民众选择娱乐的、恶搞的狂欢提供了挥霍场。一来二去,假以时日,大学生缺乏想象力,大学越来越庸俗化也成型了。

中国摇滚乐人崔健说:“因为权力的压制,我们变得自我控吓。自我控吓带来自我阉割,自我阉割之后还要自我欺骗,把一切都说圆了。”同样,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劣根性,他们往往喜欢说些“时髦又安全”的原因,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窘景,就是不能戳穿“专制皇权社会”这层窗户纸。许知远为“浮躁”、“功利”给出这样的答案,就是一个例子。

--豆瓣用户“下落不明”

从个人、文明、爱情、上代人、历史观、教育各个方面,许知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尝试,即定义这个时代。我被其中深邃的思想所震撼,突感思想的贫瘠与灵魂的空虚。他完成了类似于博尔赫斯般伟大的尝试,至少就我看来,他现在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来自于这本青年时代的作品。这种”偏见“贯穿了其现在的《十三邀》节目的方方面面。

但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许所欠缺最多的乃是一种真正的深入社会。最近正在阅读他的《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虽然震撼与其对当地各方各面入围的观察,但也为他那种超然于各种文化的气质感到一丝悲哀。他也许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用它的知识去剖析文化,但他无法由衷地从精神上沉浸在一个文化里面。不过也许这种对于各种文化有广度的抽象的观察,正是向他坚信的那样,终有一天也会转变成为与深度一样的东西。


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同名公众号: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微信公众号